叶挺（1896—1946年），字希夷，广东惠阳人。1988年，被中央军委确定为共和国36位军事家之一。1924年赴苏联东方劳动大学与军事学校学习。
1925年回国。在1926年北伐战争中，他率领独立团在湖北击溃军阀吴佩孚主力，荣膺“北伐名将”的殊荣，他的独立团被称为“铁军”。1927年8月1日，他到场指挥南昌起义并出任前敌总指挥，成为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
1927年12月到场广州起义，任起义军工农红军总指挥。在抗日战争中，他临危受命，出任新四军的首任军长，为新四军的组建、发展、壮大，为新四军的敌后抗日，做出了卓越孝敬。毛泽东很是器重叶挺，曾当着叶挺的面说，你是“共产党的第一任总司令，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
作为一代名将，叶挺的军事生涯和劳苦功高，为世人所称颂，而他的清廉人生和高风亮节，同样为后人所敬慕。流亡外洋，生活艰难，但未曾忘忧国1927年12月11日发作的广州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掀起白色恐怖，随处搜捕共产党人。
作为起义向导人之一的叶挺机智地化妆成瞽者，逃亡到香港。其时，广州起义的消息已震惊全世界，许多香港报刊也揭晓文章，颂扬这次起义，这让叶挺由衷地欣慰。但他没想到，在党内他却遭到严厉指责，并受到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
这让叶挺怎麽也想不通。1928年春，叶挺接到党的通知，要他去苏联休养，同时讨论广州起义的问题。这个消息自然给苦闷中的叶挺带来了新的希望。
他假道日本，前往苏联。是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集会虽充实肯定了广州起义的伟大意义，却没有给叶挺正名、平反。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向导人米夫听信了王明的诽语，对叶挺发生了偏见。叶挺是个有血气的武士，眼见海内有冤难伸，共产国际投诉无门，一气之下脱离了莫斯科，出走西欧，今后与党失去了联系。对於此事，周恩来厥后作了客观的评价：“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
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陈诉，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脱离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
”1928年秋，叶挺到了德国首都柏林。不久，夫人李秀文从澳门来柏林团聚。
在那里，叶挺靠帮人打工和自己做小生意赚到的一点钱维持生计。1929年，叶挺先是移居奥地利维也纳，以卖绿芽菜和豆腐维持生计。后又移居法国巴黎，在秋天瓜果成熟的季节，到农村帮农场主摘收水果，运回巴黎陌头，摆摊叫卖，生活过得牢牢巴巴。
迫於无奈，叶挺有时甚至只能到市场捡拾别人扬弃的蔬菜，拿回家腌咸菜吃。叶挺刚到德国时，心灰意冷，加之身在异国他乡，没有生活泉源，更感应前途渺茫。於是，他发生了一个念头：从事德文着作的翻译和着述，以此作为营生的手段，同时为国家做些孝敬。
叶挺的德文基础比力好，他从黄埔陆军小学到河北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一直选修德文，准备未来到德国深造。於是，叶挺用海内亲友资助的钱，买来书刊，闭门谢客，潜心阅读研究，所学内容涉及哲学、历史、军事、文学。随着国际形势的生长，他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把精神放到研究军事上。
叶挺潜心钻研大量的德国军事书籍，希冀回国后能派上用场。同时，鉴於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叶挺还重点研究了军事工程学和军事化学。他冒着危险，经常在自己家里做炸药和地雷爆破试验。
叶挺对军事的受苦钻研受到了德国友人的佩服，一位德国军事家送给他一根特殊手杖留作纪念，这根手杖可以看成长剑和手枪使用，深得叶挺喜爱。九一八事变后，叶挺天天翻阅大量报刊，密切注意海内局势。但由於远居外洋，消息究竟太少，来得也慢。
1932年秋天，叶挺满怀抗日救国的激情，偕夫人李秀文和1岁多的二儿子正明，脱离了德国，回到澳门，竣事了5年的流亡生涯。陈诚、陈济棠等国民党高级将领获悉叶挺回到澳门的消息后，纷纷写信或派人前去邀他协力共事，并许以高官厚禄。
但叶挺心中明确，陈诚、陈济棠这两小我私家邀他“协力共事”，无非就是拥蒋“剿共”，这无论如何有悖於自己的志向和信仰，所以断然予以谢绝。过了一些时候，陈济棠又写了一封信，并备了一份礼物，派了一名副官专程到澳门拜望叶挺。
这一回，叶挺请那位副官把带来的礼物，原封不动地带回去，并请他带话给陈济棠，说叶挺忧国心切，是为了抗日救亡而回国的，而不是为了谋官职混饭吃。只要陈济棠坚持他的反共政策，他们之间就谈不上什麽互助。除非是真正的抗日的爱国军队，否则，他是不会出来任职的，任何老关系老友爱，也碍难从命。
从这以后，陈济棠再也没有找过叶挺。叶挺意志坚定，宁愿过清苦的生活，也不愿为国民党做事，同时还教育亲属洁身自好，不要为国民党的权要做事。他的儿子叶正大还隐约记得，一次父亲曾勃然震怒，品评他的侄子叶钦在国民党里混饭吃的做法，认为就是回家种地，也比去国民党那里洁净。
在澳门居住期间，叶挺心系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十分体贴抗战，多次返内地和香港，他在焦虑寻觅抗日报国时机的同时，也关注着中共和红军的最新动向，并希望尽快与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1933年春，叶挺探询到当年南昌起义的老战友、在上海做中共秘密事情的阳翰笙的住址，便立刻写信给阳，希望阳翰笙能来澳门碰面，他有许多心里话想向党倾诉。由於其时的斗争形势十分紧张，阳翰笙一时无法抽身前往澳门，党组织决议另外派人设法与叶挺联系。
1935年秋，组织上派张云逸前往澳门，与叶挺取得了联系，并要他做好准备，等候党的召唤。抗日战争发作后，叶挺接受周恩来的建议，主动通过陈诚向蒋介石请求，由他出头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组建成新四军。变卖首饰，自筹资金，解决新四军军需新四军组建初期，蒋介石在军需供应上对新四军举行克扣。
国民党军事政府基本不供应新四军武器装备，只配给少量弹药。效果新四军所使用的武器大部门都是3年游击战争期间带过来的，另有少数是与日军征战中缴获的战利品。枪械数量不够，导致新四军在岩寺训练场上练兵时，经常不得不两三小我私家共用一件武器，轮换着训练瞄准。
上操下操时，一些战士也只好带着从凭据地带来的梭镖、大刀。为相识决新四军缺枪少弹的问题，叶挺一面呈文顾祝同，断续要来一些枪支，一面根据红军凭据地自力重生修造武器的履历，指示主持军需处事情的叶辅平，从当地招来一些铁匠师傅，买来一些工具质料，在岩寺上渡桥江家祠堂，建起一个简陋的修械所，自己修理枪支。修械所在搬迁到泾县云岭后逐步生长起来，能够制造铁雷、石雷和简朴枪械。
叶挺又指示各个支队在驻地重视建设小兵工厂，以弥补敌后武器弹药之不足。为相识决军队经费问题，叶挺又与夫人李秀文商议，想方设法筹款。为此，李秀文不辞劳怨，往返於皖南和澳门之间，为新四军筹集经费。
她毅然变卖了自己的金银首饰，并发动做生意的怙恃拿出多年积贮。叶挺和李秀文用筹集来的这笔钱款，从外洋购得新式手枪3600支、子弹20余箱，新型军用远程望远镜200架及一批步枪、大刀等，无偿资助新四军。http://www.bc9985.com从外洋购得的这批枪械入境后，李秀文招聘3辆货运大卡车，将这批军用物资伪装成民用货物，亲自押运，千里迢迢由广东经江西运往皖南新四军军部。未曾想在路经江西上饶时，为三战区主座顾祝同部强行扣押。
李秀文立即向叶挺发了一份急电：“希夷：所购械弹运经上饶悉数为战区主座部扣押，十万迫切。秀文。”叶挺一见电报，很是恼火，不容分说，即付托副官备马，带上警卫员重新四军军部驻地云岭出发，由山道翻越龙门岭，到达麻村新四军兵站，再由麻村换乘汽车经青屯公路至屯溪转赴江西上饶。
抵达后，叶挺径直走进顾祝同的办公室，义正辞严地责问：“顾主座恒久拖欠敝军粮晌、补给，敝军数万之众尚抵不上贵军一个丙等师的待遇。这次内子说服岳母，掏出私人积贮购得一批枪械，以解前线燃眉之急。
想不到竟在辖区之内为顾主座所扣，岂非你要我们新四军战士赤手空拳去跟日本鬼子拼命吗？”顾祝同默不作声，瞠目结舌，只好同意把扣押的军器悉数交还给新四军。破晓5时半，叶挺驱车来到新四军上饶联络处，找到夫人李秀文及随行人员，军长匹俦亲自押运，声势赫赫将3车军器宁静运抵云岭，新四军全军排以上干部每人配发手枪一支、子弹300发，每个营部配望远镜一架。新四戎衣备大为改善，全军将士欢呼雀跃，斗志倍增。
军长任上，严於律己，公私明白叶挺身为军长，但从不搞特殊，不搭架子，坚持与宽大新四军指战员生活战斗在一起，坚持把战士和群众的安危和冷暖放在心上。队伍在岩寺集训期间，叶挺亲自到军政治部开办的两所夜校去授课，对听课的农民青年说：“你们不要小看自己，抗日就靠我们这些穷人。你们这样受苦努力地学习，以后定能为抗日救国做许多事。
”他还不时地出去走访岩寺街上的贫苦群众。听说孤寡老妇汪五婆病了，他马上找来一名军医，让他给老人诊治。随后他又登门探望老人，送去一篮子鸡蛋。队伍行军中，他时常下马与士兵一起步行，把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骑。
在皖南事变突围中，队伍断粮，在危急关头，他还把自己的马杀了供大家食用。他平时节衣缩食，粗茶淡饭，舍不得多花一分钱。
他曾说：“不管怎样难题，我们也要抗战到胜利，这是每其中国人的责任，也是每个共产党员的责任。谁也未曾有过这样的念头，拿几多钱，抗几多敌。我们是拿得顶少，但我们愿抗得顶多。
”叶挺热情好客，重友情。请客用饭，也是常有的事。
当八省红军游击队在岩寺集结停当，接受过“点验”后，叶挺便备下几桌丰盛的家乡粤菜，宴请了首席点验官、国民党第三战区副司令主座罗卓英及其随员们。罗卓英是叶挺的广东同乡、保定军校的同学和粤军时期的同事，旧谊颇深。第二天，叶挺又陪同他们逛了黄山，显得热情周到，於公於私，都很得体适当。然后，荟萃司政机关全体干部，欢送罗卓英一行。
事后，项英夸赞叶挺敷衍罗卓英真有措施。在皖南新四军军部事情期间，叶挺也经常让自己从广东带来的厨师，做些广东客家菜肴，邀请项英等军部向导及追随他来新四军事情的老朋侪们，在一起聚聚餐，为的是联络情感，增进友谊﹔有时也招待来访的海内外人士、国民党三战区驻新四军的联络顾问。虽然叶挺的外交运动较多，但他每次宴请来宾，都是自己掏钱，从不慷公众之慨。叶挺酷爱摄影，他用来照相的徕卡相机，不是用公款购置的，而是用夫人卖首饰的钱在香港买的。
叶挺的二儿子叶正明回忆说：“1938年，父亲虽然是一军之长，但生活并不宽裕，妈妈出阁前是东莞的王谢闺秀，出嫁时带来了一批妆奁，於是，妈妈卖了一些首饰，这一年和爸爸一起在香港买了一架西德产135徕卡相机。打那后，不管战事多忙，他都把相机带在身边，拍摄了许多战地照片。
有一次，爸爸到上海为新四军筹款，住在霞飞路公寓，正遇日本飞机轰炸，成群的炸弹就在身边咆哮爆炸，闸北成了一片火海。爸爸掉臂小我私家安危，站在阳台上举起照相机，拍下了侵略者的罪行。”如今，泾县云岭“种墨园”内展出的摄影作品，大多是叶挺任新四军军恒久间在皖南拍摄的。
这些摄影作品，成为新四军军史中很是名贵的资料。叶挺还带头捐钱建起简陋的军部摄影室。建立军部摄影室主要做两件事：一是拍新闻照片，对外宣传新四军在前方作战取得的胜利﹔二是给新四军排级以上干部建设照片档案。
其时不少红军老战士，都想拍张纪念照片，寄给家人，自己留存。於是在军部摄影室的基础上，又增设了互助社性质的照相服务社，由叶挺、项英和陈毅等人带头捐钱集资入股，购置照相器材，私人照相和冲印照片要记账收费。其时只有两台相机，一台是用120胶卷的禄来福来相机，另一台是照相馆用的木制座机。暗房用几丈黑布做帐幕，红灯是用油灯罩上的红玻璃取代，没有电源印片，放大全靠日光。
叶挺使用闲暇，随身带着徕卡相机，多次亲临摄影室当教练和领导员。曾在军部事情的画家赖少其回忆说：“我1939年10月到皖南到场新四军，叶军长即把自己所拍的战地照片拿给我看，说想编一本《新四军》摄影集，送香港印刷，交宋庆龄、史沫特莱作为外洋宣传品，为新四军筹集经费和医药，同时也为了破坏顽固派对新四军所谓‘游而不击’的造谣污蔑。”令人遗憾的是，由於种种原因，叶挺拍摄、编辑、出书新四军影集的计划未能实现。临大节而不苟，严守节操，志不行夺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叶挺赴敌谈判，遭到国民党反动派无理拘押。
陈诚受蒋介石的指派，企图说服叶挺到国民党向导的军中任职，叶挺始终不允许。气得陈诚反问道：“共产党向导的军队抗日，国民党向导的军队也抗日，你为什麽就不愿意到国民党军中来任职？”叶挺回覆：“道差别，不与为伍，我的追求只有共产党。”张发奎劝他到柳州去，在张所在第四战区司令部任副职，叶挺愤愤地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站着死的叶挺，绝没有爬狗洞的革命者！”纵然蒋介石亲自出头，也没能动摇叶挺的革命意志。
蒋介石半是抚慰半是威胁地说：“我指示尔一条正路，尔能绝对听从我，跟我走，尔一定可以获得乐成，否则尔就算完了。”叶挺坦然地说：“我早就决议我已经完了！”蒋介石眼看叶挺口吻这麽硬，只好给自己下台阶，改变口吻说：“也不是那样意思，我叫尔到三战区去好好休养，尔的前途是灼烁的。”叶挺绝不犹豫，斩钉截铁地说：“如果照这样做，大家一定说我自私，怕执法处置，我不能这样做。”蒋介石无计可施，无奈地说：“回去好好想一想，同郭司令商量好了回复我。
”郭忏把叶挺送回住地又谈了约一个小时。叶挺给蒋介石的最后回复是：“我不能这样做，请枪毙我吧！”叶挺从被扣押之日起，多次要求“公然军法审判枪毙”。叶挺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提出“恳准判挺以死刑，而将所部被俘干部不问党籍何属，概於释放，复其自由”。并多次向蒋介石提出“挺愿以一死为下属赎命”，“不愿轻易偷生”，“愿保其真情而入地狱”。
叶挺在被囚禁期间，愿以一死维护新四军的荣誉，维护共产党人的尊严。在黑暗的囚室里，他先后写了着名的《囚歌》和《囚语》以明志。这充实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视革命气节重於生命的浩然正气和不屈服於邪恶势力的革命精神。叶挺拒绝了蒋介石的威逼利诱，先后被囚於江西上饶、湖北恩施、广西桂林等地，最后被移禁於重庆“中美特种技术互助所”集中营。
1942年12月中旬，国民党把关押在重庆的叶挺转移至湖北恩施，交由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主座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掩护”，实际是软禁。叶挺允许去恩施，但郑重宣布两条：一，不挂任何官衔﹔二，生活民办，不沾六战区一饭一水﹔生活用度由他的老朋侪、湖北省银行行长、民族资本家周苍柏支借，日后璧还。1943夏，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罗卓英、吴奇伟、郭忏等人，频频劝说叶挺，请他出任第六战区副司令主座或署理司令主座，叶挺照例予以拒绝。
陈诚又邀他去缅甸，当远征军副总司令，叶挺仍表现碍难从命。1943年夏秋间，叶挺一家又从恩施转到广西桂林。
国民党政府给了他一个月薪大米两石、法币3000元的“第四战区高参待遇”。在特务的监视下，叶挺匹俦与漂泊在桂林的岳母、子女以及姐夫麦畅生一家住在一起。
国民党统治下的桂林，物价飞涨，钱币贬值，单靠“高参”的月薪是不够一家十多口人吃用的，加上国民党特务对叶挺一家实行经济封锁，从外地寄给叶挺的汇票大多被没收，生活自然难题了。此时，叶挺又添了第九个孩子，李秀文产后贫血、体弱，急需用钱。国民党特务以为这是使叶挺屈服的好时机。
一次，两名国民党特务军官拿着一大叠钞票闯进叶挺家中，说：“这是军委会叫我们送来给您的薪俸。”说完将钞票放在桌子上。
叶挺自知这绝不是“雪中送炭”，对来人说：“不要，不要，出去！”愤愤地抓起钞票，扔出门外。特务只好拾起钞票走了。为相识决一家人的生活难题，叶挺毅然将李秀文从澳门带来的一些值钱的工具卖掉，卖一点吃一点。
厥后又使用住屋的前后荒山、草地，买来十几只山羊和四头小猪以及简朴农具、种子等，砌栏筑圈，拓荒种地，捞水草，自己动手喂猪、放羊、养鸡鸭，来维持生计。一次，廖仲恺夫人何香凝来探望叶挺，见到他一家人日子这麽艰辛，便给广东昭关在第七战区担任军粮计划委员会主任、叶挺的老部下李洁之写信，要他设法给予资助。
不久，李洁之汇来了一万元法币（其时值50石大米），因是何香凝出头要的钱，特务不敢轻易乱动，这笔钱给叶挺一家解决了很大的生活难题。1943年12月25日，国民党特务再次把叶挺押回湖北恩施。在恩施，一家人日子又遇到难题，叶挺便带着叶正明、叶华明等几个孩子在山坡上开了一二亩荒地，种上了种种蔬菜，还养鸡、养兔子、养鸭子等家禽，供自己家中改善生活。种的豆角多了，自家吃不完，就叫孩子们摘下拿出去卖。
晚上叶挺带着孩子去捉青蛙，捉青蛙要有灯光，没有手电筒就用油灯照明。叶挺的烟瘾大，手头紧时就自己卷烟丝抽。
到恩施后，叶挺还注重造就子女勤劳的习惯，衣服要孩子自己动手洗，穿的草鞋要孩子自己动手打。压抑而又清苦的软禁生活，并没有动摇叶挺对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钢铁意志，相反越发引发了他对共产党、对人民的热爱，对顽固派倒行逆施行为的敌视和恼恨。
抗战胜利后，经中共中央全力营救，叶挺於1946年3月4日获释。获释的第二天，他就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要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於3月7日复电给叶挺，歌颂他经受了种种严峻磨练，对党对革命事业无比忠诚，决议接受他重新入党。4月8日，叶挺在赴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噩耗传出后，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揭晓悼词说：“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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